3月27日是世界戏剧日。傩仪傩戏、傀儡戏、参军戏、假面戏……中国早期戏剧形态丰富多样，更对戏曲起源和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
日前，中国戏曲史研究专家、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古代戏曲研究室主任黎国韬新作《中国早期戏剧形态考论》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该书系统、全面、深入地考证分析了中国早期戏剧史上多个重要问题，为中国戏剧史研究提供了大量新材料、新视角和新观点，对于重构戏剧通史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全书共七章，研究内容包括先秦至宋金时期的傩仪傩戏、傀儡戏、假面戏、散乐百戏、参军戏、杂剧、院本、队舞队戏、古剧脚色、戏剧舞台、戏剧演出特征等问题。本书被收纳于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黄天骥先生主编的《南方学术文丛》，同时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早期戏剧史料辑录与研究”(20&zd271)资助下完成的阶段性成果。
对于此书，南方日报出版社社长周山丹谈到，“中国早期戏剧”是指先秦至宋金时期的各种戏剧形态。这些“戏剧形态”(部分为“泛戏剧形态”)对于早期戏剧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戏曲起源和生成也产生过重要影响。遗憾的是，至今仍有许多问题尚未考析清楚。而本稿正是针对这一类问题而作。
有哪些尚未考析清楚的问题，可以在本书得到解答呢？比如该书《中国早期戏剧形态考论》第三章主要考析中国早期戏剧史上的“散乐百戏”，其第一节《鱼龙幻化新考》指出：关于两汉“鱼龙幻化”艺术之基本史料尚存六条，均具较高可信度并可相互印证发明；对其深入考析可知，此艺术创编于西汉张骞凿通西域后，安息国所献“黎轩善眩人”之手，因黄门鼓吹乐人而得传承；其运用幻术、杂技、舞蹈、逗引等手段，由艺人套着鱼状假形及骏马套着龙状假形进行扮演，所展示之情境及内容则与汉武帝意欲得到西域之天马有关，复与西域诸国之龙神信仰有关；据此判断，“鱼龙幻化”实为中国古代早期戏剧之一。此结论不但对隋唐以前戏剧剧目有所增补，而且可提供“古剧”研究方法之借镜；循此反思古代戏剧史上“百戏性质、以物为戏、胡戏入华”等较为重要之问题，亦将获得新启示。
据悉，本书会与黎国韬教授即将出版的《中国早期戏剧史百问》《中国早期戏剧重要史料选释》《中国早期戏剧史论文精选》《中国早期戏剧史研究叙录》共同构成早期戏剧史研究的基础参考文献。
专访
南都：王国维《宋元戏曲考》面世后，中国戏曲史研究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您的研究与前人的研究相比，有何创新之处？
黎国韬：多年来，我一直想为中国戏曲史研究开辟一个新的领域。前辈老师和同行们的研究比较集中在元明清三代，我想反其道而行之，于是把研究注意力集中在中国早期戏剧史，也就是先秦到宋金时期的戏剧史。经过多年的耕耘，我逐渐开辟了一个新园地，应该说是有所突破的。与此同时，我也考虑到，一个新的领域要能够持续地产出成果的话，它需要足够的史料予以支撑。近二十年，我一直努力搜集相关的史料，包括文献的、文物的、图像的、口述的，各类的史料。我目前掌握的相关史料数量是目前学界常见、常用的六倍甚至八倍。将这些史料整理出来，不仅可以为戏曲史研究填补空白，还有助于解决早期戏剧史很多重要问题，为将来的整个戏曲通史的撰写，奠定比较好的基础。
南都：您在前言说，通过史料说话是您研究早期戏剧形态的一种主要方法。请问这句话该怎么理解？
黎国韬：前些年有学者提出戏曲研究的“向下一路”，大旨是关注清代中期以来兴起的花部戏曲，关注近年发现的一批近现代戏曲史料，进而深入研究中国戏曲史。这个思路非常好，但不是唯一出路。与之呼应，我提出了“向上一路”，大旨是关注中国早期戏剧史，关注早期戏剧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关注中国戏剧的“起源、形成、成熟、变异、历史分期、表演特征、文学特征、史料特征”等重大和重要问题。如果将“向上一路”比喻为一条新的学术航道，那么“史料”就是推动我驾驶的船只不断前行的燃料。
我曾提出“建构中国戏剧史料学”的设想：第一次是在“《文学遗产》古代戏曲研究论坛”（2019年，临汾）作大会主题发言时；第二次是在主持“新史料与新视野：中国传统戏剧前沿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2021年，广州）并作全会总结报告时。在我看来，“中国戏剧史料学”至少包括“戏剧文献学”“戏剧文物与图像学”“戏剧口述史料学”三个基本分支，是研究中国戏剧各种类型史料的源流、真伪、价值和利用方法的科学，也是中国传统戏剧研究中一门极为基础的、十分重要的辅助性学科。
南都：严谨的戏剧史研究本来就是基于史料的研究，您为什么还要多次提出建构中国戏剧史料学？
黎国韬：虽然学界在研究戏剧史时或多或少都运用到各类史料，但还不是严谨的学科建构或者理论建构，我之所以倡议建立这个学科，大概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过往也有学者提出“戏剧史料学”，但只是零星口号或简单陈述，并没有系统、完善的构思；不少学者甚至将戏剧文献等同于戏剧史料，这更是明显的误解；所以我想把一些基本的概念予以澄清，并将基本的范畴界定出来。第二，曾有学者分别倡议建立“戏曲文献学”“戏曲文物学”“戏曲口述史料学”，但这些倡议和相关探讨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我想借戏剧史料学的建构，把史料学中的三个基本分支学科也逐渐完善起来，从而为未来的戏剧史研究提供帮助。第三，我对于史料比较敏感，这应该源于我曾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有过两年博士后工作的经历，这段时间我接受了一些比较系统的史学训练，所以建构戏剧史料学其实是我十多年前就想实现的一个心愿。
南都：中山大学戏曲研究团队是海内外公认的戏曲研究重镇，请您介绍一下70多年来，它为学界所作的贡献。
黎国韬：中山大学“戏曲研究团队”由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发展而来，由王季思、董每戡先生创建，经黄天骥、吴国钦、康保成、黄仕忠等先生开拓，至今已有76年的历史，完整传承了5代学人，创办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为中文系培育了近200名博士毕业生和博士后科研人员，另有超过400名硕士毕业生。团队先后设计和获得5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5个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以及一大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先后主办《剧论》（集刊）、《文化遗产》（cssci来源期刊）、《戏曲与俗文学研究》（cssci来源集刊）三种学术刊物，刊登了大量戏曲史和非遗研究的前沿论文，以中山大学中文系名义出版戏曲研究专著超过200种，一直是中山大学的优势学科，在海内外戏曲学界享有盛誉。
一个学术团队能够长期持续发展，我觉得有几点特别重要：第一，要有优良的学术传统，并且稳定地传承下去。比如戏曲文献整理一直是团队擅长的领域，现在新入学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仍须接受戏曲文献校勘和注释的训练；又如近30年来，团队所有师生一直坚持每周或隔周研读古籍和评议论文的活动，这些对于下一辈学人打好基础，是有明显帮助的。
第二，在学术上必须代代创新，并保持较高的研究水平。比如团队的开创者王季思先生，是以《西厢记》研究和《全元戏曲》编纂而蜚声学坛的；另一位开创者董每戡先生则写出了《中国戏剧简史》《说剧》等名著，是戏曲形态学的先行者之一。到了团队的第二代，核心人物有黄天骥、吴国钦、黄竹三等先生，他们编撰的《全明戏曲》《潮剧史》以及戏曲文物研究等成果，是对上一代的创新和突破，并一直屹立在学界前沿。到了团队的第三代，核心人物有康保成、黄仕忠等先生，康老师是古代戏剧形态学的集大成者，仕忠老师则是海外戏曲俗曲文献搜集和整理的名家，这也是对上一代的创新和突破。正是由于代有创新，团队才能一直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
第三，要有年龄结构较为合理的学术梯队，这是团队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总而言之，中山大学古代戏曲专业有一支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学术队伍。
南都：中大戏曲团队最近有什么新动向？
黎国韬：我最近忙于学术集刊《剧论》第三辑和第四辑的出版工作。该刊物由时任中山大学中文系古代戏曲研究室主任的王季思先生于1990年创办，主要刊登中国早期戏剧研究、元明戏曲研究、清代戏曲研究及其他戏剧史研究的高质量文章，关注中国戏剧发展现状，力图办成戏曲研究领域最专业、最前沿、最权威的学术刊物之一。该刊物的出版不但为更多学者提供学习、交流与探讨的平台，而且为戏剧史研究带来新材料、新视角和新观点，进而为中国戏剧史研究的创新与突破探求新路径，也为中华传统艺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扬、保护作出贡献。
此外，近一两年内，我还将独著或合著出版《梁辰鱼研究（修订版）》（30万字）、《古剧三考》（30万字）、《中国早期戏剧史论文精选》（80万字）、《历代教坊史料辑录与研究》（80万字）、《中国早期戏剧重要史料选释》（60万字）等作品。其中《梁辰鱼研究》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论述昆剧开山之祖、明代曲家梁辰鱼的生平、思想、创作的著作，2007年出版时曾引起较大的反响，鉴于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史料与新研究，我对该书作了全面的增改，将于今年内出版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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