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阶段更重要的还是通识教育，是为人生打好基础的阶段。”
从计算机学界到数字经济研究界，你经常会不经意间看到一位演讲嘉宾，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长——梅宏。
梅宏个子中等、偏瘦、寸头、脸形方正，双目炯炯有神——他的视力至今还有1.2。喜欢穿着白衬衫，有时也穿浅蓝色的，一身黑西装。
梅宏出生于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读完小学一年级的他，随父亲从县城白泥镇到乌江以北的敖溪镇——这在当地被称为江外，一个离县城车程60多公里的乡镇。他一直在那里上学，直到1980年秋天——随后前往南京航空学院（下称“南航”）上大学。
读小学三年级时，梅宏不经意在外婆家的阁楼里发现了一套《封神演义》，从此开始热衷看小说，喜欢在文学丛书里徜徉。在高中以前，他就读过了“四大名著”、“三花”（《山菊花》、《苦菜花》和《迎春花》）、《金光大道》《艳阳天》等浩然系列，等等，文学著作。
这让他的语文考试作文一直拿高分，语文成绩一直都很优秀。但他数理化也不差，初三参加余庆县的数理化竞赛，梅宏的总分全县排第一。但网上有一说是“第二”，梅宏告诉新京报，在他记忆中 “应该是第一”，不知怎么就传成了第二。
这让梅宏在中学时有点“狂”。他敢于给老师挑错，而且往往都是他对。高考结束回到家，母亲问他考得怎样时，他告诉母亲，“您放心，我要考不上，全县人都考不上。”“我那时候很狂的”，梅宏这么评价年轻时的自己。
梅宏年少时的“狂”，后来变成了科学家的直言和敢言。他一直坚信从事科学研究必须有批判性思维和精神，有挑战权威的勇气。他和他的学生之间就存在大量学术观点争辩，甚至能否敢于和他争辩，成为他选择学生的标准之一。2021年5月，他在贵阳举办的“2021数博会”上说，现在我们都谈数据是资源、是资产，但是国家在法律层面还没有明确数据的资产地位，建言需要加快相关立法工作。
从小喜欢文学，后来又因为《科学的春天》《哥德巴赫猜想》等影响，对科学家充满了崇敬之情，再到自己后来成为了一名科学家。梅宏的高考会有些什么有趣的故事，是否如愿？新京报为此专访了梅宏。
对科学家有一种崇敬之情
新京报：你15岁（1978年）是怎么阅读到郭沫若的《科学的春天》和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关于陈景润的故事）的？
梅宏：那时虽然说媒体还不够发达，但对《哥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有大力宣传。我那时具体是怎么读到的记不清楚了。当时的主流媒体像《光明日报》都在宣传。
读到这些，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自己喜欢阅读，二是“文化大革命”刚结束，虽然大家对“文革”还心有余悸，但是对新鲜事物又充满好奇，新消息传播比较快。
我父亲是知识分子，那个时候对科技有一种特别崇敬的感情。我们那时候流行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当学校宣传陈景润的故事，我就觉得很神圣。当时还流传一本书，叫《第二次握手》——讲述了一个物理学家丁洁琼的故事。这些知识的浸染都让我对科学家有一种崇敬之情。
新京报：实际上，你是很喜欢文学的。公开资料说，你读的第一本课外书是《封神演义》，后来又读了四大名著、当时还是禁书的“三花”系列小说。
梅宏：是的。我是读完小学一年级跟随父亲从余庆县城到下面的敖溪小学读书。我父亲是受命到敖溪镇创办县里的“第二中学”，我家就住在敖溪中学里。那时条件比较艰苦，敖溪中学的很多校园设施都是师生参与共建的。我们这帮老师的孩子一到晚上没事干，有一位老师那时正好在读《水浒传》，每天晚上他就给我们讲《水浒传》的故事。这是我接触小说的开始。读三年级时，我在外婆家的阁楼上发现了《封神演义》。这激发了我的阅读兴趣。后来一有机会我就找书看，各种书都看，包括“三花”、浩然系列、四大名著等小说，也会在同学之间传阅。我们学校有一个图书室，所有的小说我都看完了。
新京报：你父亲是老师，他知道你喜欢看课外书的事吗？有没有不让你看？
梅宏：他知道。但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常常在课堂上偷偷看，可能知道，但没有吭声。不过，我当时还是比较自觉，我的作业全都及时做完，而且很多知识我都提前预习，没有因为看课外书影响学业。实际上当时的课堂学业也并不重。从高中开始，我确实自己比较愿意学习，对数理化也很感兴趣。
我看课外书没有影响到数理化的学习。记得初二那年，我父亲给我们班上物理，有一次物理考试，为了防止学生作弊，他出了a、b两份试卷，隔列分做a卷或b卷。我是唯一一个两张卷子都完成的学生，两张卷都得了90多分，全班最高。
新京报：在考上大学这件事情上，是不是父亲对你影响最大？
梅宏：是的。父亲对我们要求很高，不能有坏习惯，为人要正。这让我们从小在做事、学习上养成了好习惯，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弟因为当年敖溪中学停招初中，只能就读小学里的“戴帽初中”，教学质量存在不少问题，父亲后来让他跳级跟我同班，同年参加高考，也同时考上大学。这与当时县里另一家人三兄弟接续考上大学一事，成了当地的佳话。
如果读文科能考上北大
新京报：你当年高考考哪些课程？
梅宏：文科是考语文、政治、数学、历史、地理和外语。理科就是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和外语。外语我们那年是第一次列入考试科目，之前是不考外语的，所以当年外语满分是30分。我们初中学的是俄语，高中才开始学英语，而且是老师自学后再教给我们。我记得考了100分的45分，折合下来14分不到。
新京报：关于高考，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梅宏：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有两件。一是，我们当年高考要去县城考，当时我和我弟俩人乘班车自己去的，那时每天去县城只有两班车，一趟得小半天。到后住在我父母的朋友家里，他家女儿比我大几岁，我叫姐。她把她的手表借给了我，我才在考试时可以有表看时间。
另一件事是，数学考完后，我和县一中（余庆中学）的几个学生一起在考场外对答案。有一道题，我跟他们的答案都不一样，一中的数学老师说我的答案是错的，我和他们为此有了争议。后来我们学校的数学老师来了，支持了我的解答思路。后来成绩出来后还是证明我的对了。
新京报：当时高考考了多少分？你满意吗？
梅宏：我记得是430多分，是全县唯一一个过了400分的。当年高考总分是530分，5门课各100分，加上外语30分。那年全省的理科“状元”在遵义四中，大概是470分。我的成绩在贵州省大概排20多名，在30名以内。
我差在哪？英语。我的英语没及格，只考了十几分。还有一个可能是化学，那年的化学我的分数极低，从来没那么低过，才70多分。后来我父亲还曾想去查分，怀疑是不是判错了卷。事实上我历来考试，事后估分差不多都是基本准确的。那次是少有的一次例外。
新京报：如果当年读文科，你认为自己能考上哪里？
梅宏：估计上北大没问题。初中文科考试，基本上没有同学能够超过我的分数。我记忆力好，历史、地理考试基本都是高分。特别是历史，怎么考都是90多分。唯一的一次60分，还是因为同学抄我的答案，连带我被判为作弊，老师给了60分。再加上我还有数学的优势，当时文科数学考的比理科简单。
新京报：当时你第一志愿报的是哪个学校？
梅宏：清华大学。其实，我父亲原本想让我报考浙江大学。因为抗战时浙大迁到了余庆的邻县湄潭，浙大在当地的影响比较好。我父亲是解放后和我奶奶一起从重庆巴县到的湄潭，大学毕业后才分到余庆中学任教。当时是分数出来以后再填志愿，县教育局领导认为我的分数不错，就鼓动我填报了清华大学。
新京报：但后来读的为什么是南航？
梅宏：主要还是当时我们不懂高考录取的规矩，我填报的是清华大学的无线电专业，而且不服从调剂。其实，如果报清华的其他专业估计也可能上。由于退档较晚，我第二志愿浙江大学，第三志愿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下称“成电”，现电子科技大学），第四志愿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第五志愿四川大学，都录完了，都没名额给我了。这些学校除了浙江大学填了光学仪器专业，川大填了数学专业，其他都是无线电专业。
除了想去浙大，当时我们还是很想去成电读的。因为我爷爷是从重庆（彼时重庆还属于四川）到贵州做小生意，后来就留在了贵州湄潭。从小我们就填写籍贯是四川巴县，加上前几年的高考余庆有考上成电的，回来也宣传，这样四川和成电就成为我向往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没有被填报的学校录取，而当时省招办争取让高分考生都有大学读，这样他们做主就给我投到了南航。感谢南航的录取，否则当年我可能就没学可上了。
一直有一颗上进心
新京报：你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接到录取通知的？
梅宏：这就有些戏剧性了。高考完了，我母亲问我考得怎样，我说“您放心，我要考不上，全县人都考不上。”那时候我是很狂的，因为我对自己考试的成绩估分一向八九不离十。
临近发榜时，我和我弟到湄潭叔叔家玩，回家前说去买点东西。到了百货公司我看上一个挎包，上面印着一架正在起飞的飞机图案。一问，售货员说这是某人到北京开会带回来的纪念品，在那里寄卖。我10块钱买了下来。那天还挺奇怪的，从湄潭到敖溪的班车没有了，我们就坐车到了邻镇松烟。松烟到敖溪有大约二十里路，我们当时就决定走回去。到家门口时，有人说我的通知书到了，一看，是南航，实话说我当时还不知道南航这所高校。那时第一念头就是，不去读了，再复读一年。
新京报：后来怎么又去了？走进南航校园是什么心情？
梅宏：很多人劝我，包括我父亲也说，去读吧，这也是全国重点大学。当时对录取后不读有严格的规定，还需要办理很多手续，否则第二年不能再考。走进南航后还是有点儿失落。因为前面几个志愿一个都没中，特别是像成电都没录取我。
新京报：也就是，到了南航心里还是没迈过那个“坎”?
梅宏：对。有一个适应过程。特别是当南航有老师问到我的“高度近视”情况时，我才知道录取过程中“高度近视”也是我被退档的原因之一。当然，我一直没有近视过，应该是某个环节出了问题。
到南航后，较长一段时间，我一直热衷于各类学生活动。我参加了学校大学生科协下的文学组，积极参加各种文学交流活动，后来还做了组长。我担任组长期间最值得提的事是把作家张弦（1980年，其创作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请到南航做报告。当时文学组聚集了一帮爱好者，活动多，自然耽误学习，组里有好几个同学因此退学回去复读了，有的后来又考上了自己喜爱的文科。我还担任过校团委的宣传委员，负责每周末在学校礼堂电影放映时用幻灯播放学校一周要闻。
当然，我并没有像我的某些组员那样放弃专业，完全沉迷于文学之中。在参加各类学生活动之余，我对自己的专业学习还算保持了以跟上课程进度为基本目标的精力投入。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刚进校后的第一门考试是物理，我记得就考了班里最高分，这无形中为自己立了一个标尺。另外就是贵州是航空工业基地，贵州学生毕业后基本上都是分配回去。而我不想被分配回贵州，因此，必须保持一个好的成绩。
新京报：什么时候才发生心态的转变，接受自己的专业?
梅宏：我倒是没有排斥过计算机这个专业，只是因为不是自己选的，又因高考录取的失意，我才在上学后把很多精力放在学生活动上。真正改变我的，是研究生考试的失利。
由于不想被分配回贵州，我选择了报考本校的研究生。记得当年招生名额只有5人，其中4个名额被本校学生考上了，但唯一的出国留学预备生名额却被一外校考生“拿走”了。此事给我刺激比较大，我把它归因为自己的学习投入不够。当然，英语也一直是我的弱项，那时候我的英语开不了口，口音重，听力也差。上研究生后，我就逐渐接受了现实，既然没得选，只能坚持走下去，并努力走得好。我决定放弃文学爱好，专心从事计算机专业。我当时对自己也有了一个评价：我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好的文学评论家，可以搞搞学术研究，但绝对成不了文豪。
新京报：回首往事，你如何看待自己当初进入南航学习这个“选择”？
梅宏：我这一生，自己选择的机会并不多，基本上都是被选择。这也和我的性格有关。我比较怕老师，一般老师吩咐我做的事都会去做。我很多选择就是当时听了老师的建议。
南航是我值得感恩的青春岁月，没有南航的收录就没有我的今天。在南航读书给了我保持自信、努力上进的机会和动力。如果我真地去了清华，未必能够走到今天的位置，在“人尖”扎堆的地方，我这种来自乡镇的年轻人会不会被打掉自信和前行的动力，这还真不好说。我后来在北大任教期间，遇到过很多中学时非常优秀的学生，结果到北大后发现不再“优秀”了，成绩再也难以进入前列，从而导致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失去了上进心。我一路走来，运气不错，学习的环境也很好。因此，心态保持很好，也一直有一颗上进心。
不要纠结于大学专业
新京报：一年一度的高考在即，你最想对学子们说什么？
梅宏：我觉得年轻时天性应该放开一点儿。我们那时候没有受到太大的压力，读的课本很薄，有很多时间去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对高考考生来讲，心态应该放宽点儿，因为只有在轻松的环境下才能更好发挥自己的水平，太紧张是考不出好成绩的。
高考完了以后，要放松自己，利用好暑假的时间调整自己的心态。因为进入大学，就是进入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需要换一种心态去面对。
新京报：数字经济时代是具有天然全球性竞争的时代。然而，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却面临严峻的人才短缺挑战。如果请你为此（或计算机专业）做个广告，你会说什么？
梅宏：我们正站在信息社会的“门口”，我们国家数字化转型时代的帷幕已经拉开，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就是计算机和计算机所联成的互联网。这对人类社会经济的改变将是巨大的、革命性的，将催生一种新的经济形态，这就是数字经济。
数字化转型时代的到来，带来的是一场社会经济的革命。迎接这场变革，我们需要在理念和思维方式上的改变和适应。这个过程到底会持续多久，我认为到本世纪中叶可能都是转型期。在这个转型阶段，计算机学科无疑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以为，计算机依然还是一个朝阳学科，处于不断发展中的学科，未来几十年离不开计算机，离不开互联网，学习这个专业将大有可为。
新京报：从专业来说，现如今大学毕业的学生有很多人找的工作并非自己所学专业领域。你想对即将面临填报志愿的学子们说什么？
梅宏：我始终欣赏通识教育。大学是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最为重要的阶段，在这个时期应该多学基础知识，这可能对将来的发展更好。所以，大学专业的选择不用太在意，而且以后改换专业的机会也很多。即便是我们过去那个年代，学计算机专业出来的人，很多后来也是从事了其他行业的工作。
中国的大学教育已经进入一个大众化时代。如果说我们过去的大学教育是精英教育，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教育变成了一个大众化的教育。我觉得大学阶段更重要的还是通识教育，是为人生打好基础的阶段。当前，教育部也在推进相关学科改革，如新工科建设。我理解，其中的要义也在于改变过去“一专业定终身”的状况，为学生的未来发展留下更多选择的可能性。理想的情况应该是，把专业的选择更多留到大学高年级甚至研究生阶段。
人物简介
梅宏，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长。1963年5月生于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
1989年10月，博士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梅宏到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出站后留在北大教书。
2011年，48岁的梅宏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信息技术科学部院士。此后，梅宏开始走上高校的行政管理之路，先后在上海交通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担任副校长职务。
2019年6月，梅宏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在国家“八五”和“九五”期间，梅宏以技术负责人参与到相关国家科研项目中。截至2021年，梅宏承担了数十项国家级科研项目，两次担任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
梅宏也获得了很多奖项，比如2018年，因为“云-端融合的资源反射机制及高效互操作技术”项目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此外，还有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 （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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