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认为，中国需要大规模产业工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中职教育难以满足智能制造对高级蓝领的要求。以备受推崇的德国为例，据其2020年教育统计报告，中职学校毕业的学生约4.5%在当年直接升入高等教育，工作后陆陆续续约30%获得高等教育学位。德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仍是中职教育毕业生，其职业教育与产业的协调发展造就了德国制造业的竞争力。2020年，我国中职毕业生升学率65%，远超德国。
东亚地区经济体普遍在经济起飞后出现了中职教育的升学转向。我国台湾地区经过上世纪90年代教改后，中职升学率从1988年的不足5%一路飙升到2012年的83.5%，此后略有下降但2018年仍有79%。这一升学转向满足了家庭对学历提升的需求，但也出现了就业预期提高基层人力资源不足、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不匹配的问题。海峡两岸同文同种，台湾地区的经验教训应被珍视。
目前，我国职教大比例升学已成定局。在大力整治中职升学招生中不规范行为的同时，完善职教升学相关的制度安排，扬其长而避其短，是未来一段时期职业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
首先，学生资助政策需要更多关注中职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升学。数据显示，每增加一个兄弟姐妹，继续升学的几率下降5个百分点。中职免费政策帮助很多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了高中阶段学业，但高等教育阶段高昂的成本、尤其是失去潜在收入的机会成本阻碍了其继续求学之路。相较于普高，职校的学生更多来自于经济困难的家庭，其求学之路也更加需要公共政策的扶持。加大针对职业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精准资助，让努力和能力成为中职毕业生前程选择的主导因素，是学生资助政策的应有之义。
其次，“文化素质 职业技能”考试内容与结构比例的优化调整，关乎中职学校类型教育特点的去留。在语数英三科之外，职教高考还有区分了专业大类的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考试。高考就是指挥棒，中职学校的课堂教学和实习实训活动将围绕这一指挥棒而重塑。大量普高生在高三年级转入中职学校参加对口升学，虽然这在个体层面无可厚非，但也说明普高和中职教育间存在“套利空间”，上中职成为上大学（主要是上本科）的捷径。这一套利空间的形成，部分来自考试内容对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强调的不够。拒绝普高生转入中职学校的方式有悖于普职融通的基本理念，并不可取。但在未来的改革中，需要密切关注大规模高三学生转入中职的“套利行为”，并据此调整职教高考的考试内容和结构比例。
再次，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实践，将决定能否兼顾产教融合。在制度设计上应更多鼓励中职毕业生有一定工作经历后再升学。没有取得职业证书或更少实习实践经历的学生上了本科，这一现象应当得到改变。随着中职教育从“就业导向为主”转向“升学就业并重”，升学率尤其是升本率对学校声誉的影响不断升高，深度校企合作成了吃力不讨好的行为。面对一些升本人数超过百人的超级中职学校的崛起，一些原本擅长面向产业办学、有着悠久学徒制历史的中职学校，逐渐丧失对优秀学生的吸引力。为了应对这一变化，一些紧密服务本地产业的中职学校不得不调整办学导向以吸引优秀生源。而优秀生源的继续升学对企业深度参与中职学校人才培养造成了负面影响。由于专升本比例的日益增加，这一机制也传导到了高职院校，许多原本深入开展的校企合作项目因优秀生源升本而受到冲击。制定有利于产教融合、有利于真正技能人才培养的评价标准并基于此开展录取，将考验改革者的智慧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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