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18日上午，2024年上海科技节在位于浦东的张江科学会堂拉开帷幕。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计算物质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龚新高走上 “红毯”，并首次走上的“元宇宙科学红毯”。
他既是资深的计算凝聚态物理学家、院士，复旦大学物理学系谢希德特聘教授，又是上海市教育功臣和一位校长。
此前，就基础研究、南澳科学会议（简称“南澳会议”）、高校学生教育等内容，澎湃科技专访龚新高院士。
“北有香山，南有南澳。” 由龚新高院士率先发起和组织的南澳科学会议对标香山科学会议。
三年前，2021年4月7日，他就任中国目前唯一一所理工科中外合作大学、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简称“广以”）的校长。
2023年9月，他被授予“上海市教育功臣”称号。
龚新高院士说，他有一个观察：根植在以色列的教育模式中的是两种东西，一是好奇心，二是tolerate failure（对失败的容忍）。
“后者为什么重要？一位以色列的教授曾反问我，‘你每天干的这些事情，有多少是成功的？’华罗庚也说过——你要勇于犯错，当把所有错都犯完了，最后你会找到答案。但很多人没有这种勇气，也没有这个胆量。”
鼓励科研人员坐冷板凳，要先完善好相关机制
一段时间以来，“基础研究”是很多人都在提的“热词”。
是不是提得太多了？
龚新高不这么认为。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泉。“没有基础研究，你怎么创得了新？”他说。
他从事的是计算凝聚态物理学的研究，属于基础研究领域，具体包括分子动力学方法及其应用、纳米体系物性的理论研究、新型能源材料的设计和计算、表面和界面的结构和动力学性质。
他1962年6月生于湖南省长沙县；1985-2005任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2000年起担任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2009年起担任计算物质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1999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01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告诉澎湃科技，“基础研究”这个词近些年来确实被提及了很多次，但从某个角度来看，还不是很够。具体来说，中国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不足。发达国家的基础研究经费占整个国家科研支出的16%~18%，但中国这一比例近些年才达到6%左右。“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基础研究提得还非常不够。”
龚新高院士同时表示，科研投入跟经济发展有关，“必须把肚子先填饱。”“我们通过几十年改革开放，靠体力活赚了点钱，但是后面，必须要有基础研究的根本突破，才能跟别人去竞争的。所以基础研究确实是中国要大力提升和加强的方面。”
他说，基础研究的核心特点是，一方面是新知识，另一个方面是人才。在基础研究探索过程中能培养出来很多人才。
对于鼓励科研人员坐冷板凳，龚新高院士认为，首先要完善好相关机制，要有冷板凳。“现在很多地方，你干几年就得拜拜了，‘非升即走’！升不了职，工资涨不上去，老婆也会找你麻烦。这是体制机制问题。”
发起更“神仙”的南澳科学会议，引才聚能
南澳科学会议聚焦前沿基础研究，开展学术交流，计划一年举办6~8次；并要求参会专家中45岁以下的青年学者要占相当的比例。
其秘书处和承办单位之一就是龚新高院士任校长的广以。
“香山会议可能是国内历史最长的科学会议了，它是要围绕某个项目进行讨论、立项，但是我们这个会议完全是关于基础研究。行内人称香山会议有个别称，是‘神仙会议’，我们南澳会议可能比香山会议更‘神仙’。”龚新高说。
他解释称，香山科学会议要求形成针对某个项目的建议，一般是为了向国家相关部门申请立项、申请科研资助，“而我们的绝对是‘神仙打架’，我们设计的讨论时间比报告的时间长得多，我们是为了解决某一个科学问题，来进行‘神仙打架’，所以受到的约束更小。”
2023年2月8日，在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县，南澳科学会议启动暨第一次会议召开。
该会议由广东省科学技术厅、汕头市人民政府主办，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委员会、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承办。
参加南澳科学会议首次会议的20名院士及各方面专家、学者共60余名，被称为当地前所未有的高规格“院士天团”。
对于南澳科学会议的缘起，龚新高院士表示，首先是，中国需要这样一个基础研究交流的平台。基础研究有它自身的特点，面对的是完全未知的东西，需要人们思想的碰撞，“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需要这种激烈的讨论。”
其次，汕头需要这样的平台。
龚新高院士表示，通过这个平台，吸引、汇集了很多知名学者专家，可以让更多人才、资源、机会带到汕头来。汕头的高新技术产业目前尚未成形、成体系，“我希望做一个小的硅谷一样的东西，”创造一些科技的平台，带动汕头的科技产业和规划，推动学校的教授成立一些科技公司，帮助外地的科技人才来汕头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相信会促进汕头地区科技产业和经济的发展。
此外，他表示，汕头人很聪明，很厉害，但他们需要一个舞台。 “做了南澳科学会议，就是要给优秀的潮汕人多一个回家的理由。”
南澳科学会议启动的第一年即成功举办八次会议，吸引200多位专家学者就基础研究、量子材料与调控、光电高效融合等主题进行研讨，为推动相关领域的发展凝聚智慧力量。2024年，“人工智能带来的新科学”（science via ai）等又成为专家们热议的话题。
激发学生潜能的研究型大学
龚新高院士是广以的第二任校长。
广以（英文缩写gtiit）是由享誉全球的知名高等学府以色列理工学院（英文缩写technion）与汕头大学（英文缩写stu）合作办学的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
“这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坐在一起办好一所大学，是不容易的。” 龚新高说，这是两种非常robust（稳健、强韧）的文化，“个性”都很强，磨合过程长达四五年，现在基本上没有明显的冲突了。“我在中国的大学工作过，我知道其他大学内部的矛盾比这个可能还要大。”
广以是一所研究型大学。
为什么需要研究型大学？龚新高院士表示，学生在这样的学校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教学型的大学，上课是在教学实验室，“我们的学生上完课之后很忙。他要去实验室，要看看学术前沿研究是干什么事情。要见识！二年级就开始参与具体的科研项目。有这种经历的学生的创新能力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合同上写得很清楚，我们的教授40%的时间用于上课，其他是做研究的。这是研究型大学跟教学型大学的一个差别。”
龚新高院士表示，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历史很短，实际上真正是在“985”工程以后出现的，那时候，国家才对大学的研究项目进行大规模投入。
在这里，学生成绩和能力的提升超出了他的想象。他分享了一个最近的经历。他在餐厅吃饭时，一个学生过来问，“校长，我能跟你一起吃饭吗？”
“这种学生一看就很行，对吧？一般的学生都很怕校长。我说，当然欢迎了。坐下来后，他很正式地自我介绍是哪个年级的，哪个专业。我问你高考成绩怎么样？他说，他第一次高考没考上，父亲让他回家做生意。他坚决不干。第二年，考到广以，最低分数进来的。起初的三个月，根本听不懂课。我们是英文授课。他从早上到晚上11点，每天笔记都抄不完。三个月之后开始听懂了。为什么这么努力？他说他爸爸不愿他来上学。而他一定要学好。现在他是全年级第一名。他很忙，社会工作、实验室工作，还要帮学弟学妹。这样的孩子将来真的会成为一个人才，眼界很开阔，能力很强。这是我们广以存在的价值。” 龚新高说。（澎湃新闻，吴跃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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